[22]基本权利无意为个人提供全面和细致的保护，这方面民法会做得更好。
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决定在此基础上，以全面禁食野生动物为导向，扩大法律调整范围，确立了全面禁食野生动物的制度。
2015年7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国家安全法》，明确了国家安全的范围、性质、任务和其他方面的主要任务。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主管全国传染病防治及其监督管理工作。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在防控中发展、在发展中防控，以辩证思维处理好突出重点与统筹兼顾、当前与长远的关系，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努力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双胜利。编造虚假信息，或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传染病防控主体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
（二）抓紧修订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法 针对这次暴发的新冠肺炎可能来自于野生动物的情况，应启动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等相关工作，依法加大打击和惩治乱捕滥食野生动物。2020年2月6日，《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发布后，中央政法委会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于2020年3月出台《关于政法机关依法保障疫情防控期间复工复产的意见》，指出，按照中央分区分级精准复工复产的工作部署要求，统筹处理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在坚决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依法保障有序复工复产。[11]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这就是说，纲领和宪法有重大的差别。[14]翟国强:《中国宪法实施的双轨制》，载《法学研究》2014年第3期。有些转型是从神权国家向世俗国家的转型，比如有些阿拉伯国家。这是因为转型社会在相对比较短时间内社会急剧变化，在经济政治文化等等领域遭遇了较多问题，需要通过成文宪法修改做出回应，让宪法适应社会发展。
其主要制度是借鉴了苏联的宪法理念和宪法制度结合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的治理经验，依此制定了1954年宪法。[7]中央建议指出，宪法第六条规定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并不排除按劳分配以外的其它分配方式，因此必要时可作宪法解释。
从世界范围看，转型社会又可以分为很多类型。比如，1997年刑法修改将反革命罪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后，1999年的《宪法修正案》第17条才将反革命活动修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可称之为符合法律的宪法修改。一方面，作为政治象征，宪法的宣示可以凝聚社会认同，另一方面，以根本法律的形式为政治变迁提供更充分的合法性基础。(三)中国改革型的宪法修改 转型社会宪法修改另一种模式是改革型的宪法修改。
拉美国家自独立以后仍然处于政治动荡中，成文宪法经常被修改，有些国家甚至重新制定宪法。至1988年，拉美国家不断进行宪法制定和修改，一共出现了267部宪法，平均每个国家14个宪法文本。有些转型是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型，比如东欧国家。制度转型完成后，宪法修改与宪法实施开始分离，逐渐由政治实施过渡到法律实施模式。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的功能：第一，通过修改宪法，提供法律规范来限制未来的政治和法律活动。[6]基于文革中政治秩序极度混乱的动荡时期，执政党试图通过宪法来追求政治秩序的稳定期望很高，1982年宪法及其修正案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追求稳定政治秩序一种价值诉求。
中国改革型的宪法修改的主要依据是中国国情，即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正处在转型时期。一般社会学理论认为，传统的中国社会结构是一个差序格局，儒家学说曾经是主流的社会观念。
回顾现行宪法颁布实施三十多年来的经验，宪法更多发挥了政治确认或者政治宣示功能，宪法被认为是一种政治纲领和政治宣言。[17]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1954年9月15日)。比如，中国宪法修改中对特定对历史事实进行叙述，这种宪法修改被学者称为确认式的宪法修改。而且，为了维护政治秩序稳定，这些宪法修改更多的体现为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确认，尽可能保持政治制度不变。宪法修改逐渐开始发挥一些前瞻性的功能，对社会的价值共识进行法律确认，形塑根本规范，进而为未来提供规范性指引。具体说，重点规定公民的经济权利，特别是对公民财产权利的保护。
斯大林关于宪法曾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宪法修改委员会起草新宪法时是从宪法不应该同纲领混淆这一点出发的。1982年宪法制定的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以法律来为政治设定规范这样一个价值目标。
比较来看，在宪法制度转型尚未完成时候，宪法实施更多的是政治实施，宪法修改与宪法实施没有完全严格区分。有的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比如一些非洲国家、印度等传统国家的现代化过程。
另一方面，作为法律规范的宪法可以积极推动社会转型，为社会变革提供法治的轨道。宪法修改后，如何实施宪法是转型社会必须面对的问题。
此外，宪法修改的另一个目的是对意识形态和政治观念变化的确认。[9]作为转型国家，中国宪法自1982年全面修改以来，平均不到十年就修改一次。改革模式不同于这种自下而上的转型，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转型。相应的其宪法制度往往被批评为名义宪法(Nominal constitution)。
2018年，第五次宪法修改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坚持对宪法作部分修改、不作大改的原则。(一)向后确认功能 在定型化的宪法模式下，政治和法律制度往往是宪法实施的结果。
定型宪法是指其基本的宪法结构已经形成，宪法制度长期稳定，这种模式以目前欧美的宪法为典型。因此，拉美国家早期的宪法与美国宪法相似，具体制度包括分权制衡、联邦制和司法审查。
四、结语 在定型化宪法模式下，各种制度已被宪法定型，宪法修改的次数和频率不多。我们的宪法所以有一部分条文带有纲领性，就是因为这个原故。
但是在转型时期，中国宪法的观念和制度都远未定型，而是处在不断变动之中，因此宪法修改必须在确认和前瞻两种功能定位之间作出妥当的取舍和选择。本文主要讨论的是当今转型社会的宪法修改。有些转型是以经济转型为主导带动其他领域的社会转型。即，通过宪法文本确认那些已经形成的制度事实。
目前中国整体而言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时期，1982年以来的宪法修改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宪法修改主要是为了建立市场体系。因此在草案说明中，还特别强调宪法的权威关系到政治的安定和国家的命运，决不容许对宪法根基的任何损害。
当前，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正处在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进程中，执政党正在推进各项制度进一步成熟定型。西方法治国家通过建立违宪审查制度作为宪法实施的法律保障。
与其他转型宪法模式不同，中国改革型的宪法修改更多的是对制度变迁作一种被动性地确认。比如，通过宪法修改对法治以及人权保障的基本原则进行确认，从而为国家治理提供规范指引。
